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交融的蕴义

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整体，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这个整体的某一个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是人类思想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枝与干。这就意味着中西哲学能够相互交融，而且也说明两者必须相互交融。那种主张封闭式的国粹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同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背道而驰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交融，我认为主要有两种蕴义。首先是指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两种哲学的互相阐释。这种研究前辈们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例如：梁漱溟以生命哲学同传统的儒学结合创立了“新孔学”，冯友兰以新实在论同程朱理学结合创立了“新理学”，贺麟以黑格尔主义同陆王心学结合创立了“新心学”。他们“引进”的西方哲学虽然流派、学说不同，但都试图在中西哲学的相互阐释中，改造、充实传统儒学，使两者融合与贯通。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学者无论从其理论观点上还是从其方法上，都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存在牵强附会的地方，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在中西哲学交融的汇合点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例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中，从如何理解哲学的本质入手，找出中西哲学的融合与贯通何以可能的根据。他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康德的三个“批判”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史中的大哲学体系，虽然没有用“精神现象学”这个名字，但都是完整的精神现象学，柏拉图的“对话”，我国的《周易》，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朱熹对于四书、五经的注解，都是一部“精神现象学”。冯先生从哲学的本质来揭示中西哲学融合的汇合点，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富有创造性的。

其次是指西方哲学同我国现实的结合。更确切地说，在西方哲学中，我们找出审视和分析我们现实社会问题的正确哲学理论与方法。当我们讲西方哲学与我国文化融合时，这点是很重要的，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创立了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邓小平理论，使我国面貌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不能把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刻性和科学性，是别的流派、学说无法比拟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其他西方哲学毫无可取之处。事实上只要我们以客观态度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西方哲学中对于我们考察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和方法。西方现代哲学是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科学在精神形态上的反映，它在阐述和分析现代西方社会乃至人类面临的问题时，诸如：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人的自由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文化传统与现在的关系问题，等等，提出的一些哲学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都有不少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人类思想财富加以重视和研究，运用于我们现实社会之中。